1996年11月2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芍药居新址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11月29日，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来文学馆谈捐献朱自清遗物的意向。次年12月24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地基开始动土，当天，朱乔森捐献朱自清藏书、文稿和文物。2000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落成，朱自清先生用过的一只旧皮箱引起参观者的兴趣。这只皮箱——我们姑且称它为“朱自清衣箱”——有朱自清手书“朱自清衣箱 到北平 清华园”恭楷毛笔手迹，隔着时光岁月，依然明晰娟秀。2024年12月，朱自清衣箱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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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衣箱质地虽好，但由于使用时间过久已经有些走形。箱子上还留有几处模糊字迹。在箱子侧面有一页发黄的残纸，上面有“青岛”。
这页残纸的第二行是汉语繁体字“行李号牌”，下面是英语“BAGGAGE LABEL”。第三行是三个汉字，下面有两个英文单词，都很清晰：“由”（from）和“青岛”（TSINGTAO）。以下是汉字“至”和“经由”，无译文，其他无法辨识。
这页残纸的最上端首行是不连续的两个繁体汉字，中间约空两个字的距离。第一个字是“铁”的残留，字形完整，容易辨认；最后一个字只剩下下半部似“吕”字。繁体字下面是外文字母R.-Kiaochow-Tsiean。我开始辨认不出是哪国文字，好友吉宇佳提示，“...chow”应该是“...州”。我小时候在胶州湾青岛海边生活过，马上联想到可能是“胶州”。通过搜索，“Kiaochow”果然是“胶州”的拼音音译。接着查到，Tsi是“济”的音译，ean是形容词尾，这个词是“济南”。R.也许是英语“铁路”railway一词的首字母，呼应上方繁体字“铁”。据此明确：R.-Kiaochow-Tsiean是“胶济铁路”（在同事付丹宁的提醒下，经查询，综合文献考证与语言学规范，“Tsiean”确为“Tsinan”之讹。参照1904年《胶济铁路章程》英文本及民国铁道部文件，胶济铁路的标准威妥玛式拼写应订正为Kiaochow-Tsinan）。由此推测，“吕”可能是“营”的下半部残留，首行或许是“铁路运营”四字。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铁道运输司令部”，对铁路系统实行军事化管理。由于平汉、津浦等铁路干线部分中断，中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胶济铁路成为抗战物资生命线，也成为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南迁的主要通道。
朱自清有写日记的习惯。根据日记，朱自清在青岛共逗留三次，分别是1930年7月、8月和1937年9月。我们先来看前两次。
1930年7月7日，因中文系原主任杨振声赴青岛筹办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议决朱自清代理中文系主任职务。7月10日，朱自清乘天津丸津沪航班南下到上海。8月上旬，由上海返北平。
《朱自清年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77页载，“王统照说：‘当他（引者注：朱自清）与李健吾兄一同出国的那年，也是八月初旬，他一人由北平赴沪（原注：王统照记忆有误，不是1931年，当为1930年。不是由北平赴沪，当为由沪返平。）忽然高兴，乘船经过青岛住了两天。’”《朱自清年谱》对时间的辨析是准确的，但是后面一句话不对。因这两次，即自北平至上海一往一返，朱自清都曾在青岛逗留。
1930年9月13日夜，朱自清在《南行杂记》中写道：“我来去两次经过青岛。船停的时间虽不算少却也不算多，所以只看到青岛的一角”。朱自清由北平赴上海经过青岛时，只待了5个小时：“去时过青岛，船才停五点钟”。（《南行杂记》）这是路过。停留时间虽短，朱自清还是忙里偷闲游览了汇泉海滨浴场，想洗个海水澡，但“一直到回来时才洗了”。朱自清由上海返回北平途经青岛，下船与杨振声、王统照住了一夜，第二天由他们二人送往码头上船。1930年这两次经过青岛，朱自清本人下船，行李仍在船上，所以行李上不应有“青岛”字样标记，并且同“胶济铁路”也不曾发生关系。那么，朱自清衣箱和青岛的交集就聚焦在1937年9月这次旅行。当时，全面抗战爆发，朱自清一家搬离清华园赁屋而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行南下，筹建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随即通知朱自清南下。
根据朱自清日记，1937年9月20日，朱自清忙于整理行李；9月21日，与许多人告别；9月22日，到天津，“车站检查行李甚严”。9月25日，经过四个小时抵达塘沽，朱自清事先把行李留给中国旅行社，由脚夫带路把行李运往船舱。朱自清的妻子陈竹隐回忆当时情形：“走的那天，他戴着一副眼镜，提了一个讲课用不显眼的旧皮包，加上他个子也不高，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总算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陈竹隐《追忆朱自清》）而朱自清在《出北平记》中也写道：“因为想免去天津站上检查的麻烦，便将所有行李都扣牌子，到天津后只要叫旅馆里人去取就成。”
由上可知，朱自清为了躲避敌人检查，手提平常上课用的包，而把行李交给旅行社托运。在1997年朱乔森捐赠的朱自清遗物中，除了衣箱，还有一副黑边的圆圆的眼镜、一个书架和一只放讲义的旧公文皮包。
根据朱自清日记，1937年9月28日，朱自清“晨抵青岛。住新亚大饭店，为新近建成者。青岛颇萧条”。9月29日，“早晨购票”。“今晚去济南，单人卧铺似小房间。”9月30日，“早八时抵济南，住铁路饭店。10时半乘津浦路车”。“晚十一时半抵徐州，3时顷，换陇海路车。”10月1日，“下午抵陈桥，换乘平汉路火车”。2日，“晨抵汉口，下榻扬子江旅馆”。3日晚乘武长线车，4日中午抵长沙。7日，“行李运到”。
我们且来参考朱自清的同事兼好友萧公权当时的行程。萧公权比朱自清晚几天离开北平，于1937年10月9日由北平到天津。“那时津浦、平汉等路不能全线通行，只好从天津坐海船到青岛，然后坐火车经胶济路到济南，经津浦路到徐州，经陇海路到郑州，经平汉路到汉口。”“在青岛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住下，把比较笨重的行李都托旅行社直运汉口。第二天我们乘胶济路的西行车去济南。我们在青岛托中国旅行社交铁路局联运的行李，全数安全运到了汉口。”（萧公权《问学谏往录》）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推断，朱自清在1937年9月28日抵达青岛后，29日“早晨购票”，在购票时将从轮船上带下的行李包括朱自清衣箱通过铁路部门托运，在长沙收到行李。朱自清衣箱成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南迁的重要物证。
朱自清衣箱正面上的大字竖排三列，自右至左依次为：“朱自清衣箱 到北平 清华园”。北平自然是收件地址，那么衣箱是从哪里寄出的呢？压着这三列字下端的纸上有印刷体“国立”两个大字，比较清晰，随后的字只剩下部分笔画，看不分明，“国立”后面是“西”还是“四”不好判断。推测寄件地址可能是“国立西南联大”，也可能是“国立四川大学”。陈竹隐曾在国立四川大学工作过，一个孩子也在那里读书。朱自清一家1946年10月从成都经重庆返回北平，所以“国立四川大学”是一个选项。当然朱自清衣箱在昆明待的时间更久。朱自清只是休假时期去成都，他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西南联大教书，达七年之久。
1938年1月30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决定学校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大。2月16日，朱自清同冯友兰、钱穆、陈岱孙等十余人乘汽车从文学院所在地衡阳动身赴昆明。与此同时，闻一多等11名教师和240多位学生步行到广州经香港、越南入滇。
朱自清衣箱随同他乘汽车经桂林、阳朔、柳州、龙州、南宁、镇南关、安南抵达越南河内，然后乘滇越路火车赴昆明。由于校舍不够，朱自清带着衣箱于4月5日抵达离昆明四百里的边城蒙自。随后，陈竹隐携子女随同清华大学几位教授亲属一起，1938年5月15日在天津乘轮船南下，由朱自清在越南海防迎接，6月5日抵达蒙自。从陈竹隐水路行程看，排除朱自清衣箱由陈竹隐携带的可能。由此基本判定“青岛”是朱自清1937年经过青岛时托运行李留下的痕迹。
1938年8月，蒙自分校撤回昆明，朱自清衣箱也随着主人到了昆明。因昆明物价昂贵，1940年6月，陈竹隐携儿子朱乔森、朱思俞回故乡成都生活，朱自清一人留居昆明。8月4日，朱自清休假到成都，家人团聚。在成都休假一年后，朱自清于1941年10月30日返回昆明，辞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职，由闻一多接任。此后，每逢假期，朱自清都会赴成都探亲。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大学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开始向平津迁移。6月1日，朱自清“上午到系办公室交书籍。缓运之九包置清华第七箱，急运之六包置了一及江清箱中”。从这里看，15个装书包裹都置于箱子里，朱自清衣箱似不应在内。6月11日，朱自清“下午整理行装”。6月12日，“列出箱子装物清单”。这里应该是整理个人物品，不同于前面是学校书籍。6月14日，朱自清“仓卒赶至中华航空公司，又急忙赶至机场”。晚上飞到重庆。6月16日，“晨乘长途汽车，编号上车”。“两小时后，汽车方到并卸下行李。”6月17日，“六时顷抵成都”。这次旅行提到的“箱子”“行李”，似应包括朱自清衣箱在内。
7月23日，“去邮局寄书十七包”。7月24日，“到邮局寄大包裹三件”。8月11日，“到朋友处话别。未订到飞机座位”。因在成都没有订上飞机票，朱自清携全家于8月19日“由蓉赴渝”。8月20日，“傍晚抵重庆”。8月23日，“上午寄包裹”。10月5日，“去中航公司称行李，一切均甚仓促”。朱自清到重庆后被告知，等待航班需要排队一个月以上，这天刚买上机票。10月7日，朱自清等“匆忙乘机，所幸行李全部免检”。“飞机在汉口暂停，午餐极贵。”“北平时间六时着陆。海关免检，后乘中航公司汽车进城，座位极其舒适。”
根据朱自清儿子朱思俞回忆，他们全家返回北平所乘飞机为C-47运输机（据朱自清日记称，“一大型客机自西安飞来”。），乘客28人，载重量2700公斤（朱自清衣箱上有“最急”“25公斤”等字样）。机舱两边坐人，背靠窗户。中间放行李，估计朱自清衣箱就是跟飞机一同回到北平的。
朱自清衣箱自此静静地躺在朱家，由陈竹隐保管。朱思俞2025年2月6日回忆，“1990年母亲在北京去世。三哥朱乔森在收拾整理清华15公寓的房子时，发现了写有父亲名字的皮箱。连同其他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分别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清华大学”。
当1997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来到朱乔森家取衣箱时，看到这只又旧又大的皮箱里，还放着朱自清收藏的几幅名人字画，以及曾师从齐白石的陈竹隐所画的牡丹图等物品。（舒乙《朱自清的遗稿和遗物》，《文汇报》1998年2月17日）这说明朱自清衣箱在朱家是作为有纪念意义的珍贵物品保管的。同事王磊告诉我，当年清华大学博物馆办朱自清展览，由于朱自清的物品极少，特意借用过这个衣箱。这从侧面也说明朱自清衣箱的珍贵。
斑驳磨损、略有变形的朱自清衣箱，静静地躺在西南联大的房间角落，见证了朱自清多次从箱子里取出物品典当，也见证了他清贫勤勉的生活。为了生计，朱自清陆续将大字典、灯泡、墨盒、网球拍、被单、橡皮管、皮外衣、窗帷布等拿去寄卖，也经常到别人家蹭饭。朱自清在日记里还经常记载诸如此类的话：“下午陈梦家赠面包一个”“晚到拍卖行寄售淋浴器具”“晚挟行军床至永安行寄售……余拟售百二十元……该少年仅允标五十元。商酌久之，增至六十元。”“找出几件东西去卖，我竟无力步行，只能乘公共汽车进城。晚上找了几家拍卖行，将带去的东西全部寄卖。”
朱自清购买的一件马夫用的毡披风，不仅用于御寒，还曾在晚上铺下当褥子，这件衣物后来多次出现在朋友的回忆中，成为他清贫生活的标志。他在欧洲游学时，曾买了一册梅斯费尔德的诗集送给叶公超，叶公超回赠了一本包世臣的书法。在昆明时，为了凑回成都路费，朱自清将包世臣书法寄卖。他在日记里写道，去“长虹”，将包世臣的字画减至三千元。陈竹隐回忆，朱自清“卖了一个砚台、一幅字帖，朋友们又凑了些钱，才买了飞机票回来。那天正是我的生日”。这一天是1944年7月14日。
当然，朱自清衣箱更见证了他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学术和教育事业的情怀和严谨治学态度。1942年，朱自清开了《文辞研究》这门课，听课的只有两个学生，并且经常是王瑶一个学生听课。朱自清仍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
朱自清衣箱的形制是欧式的，国外工艺，使人自然联想到朱自清留学欧洲的情形。朱自清衣箱正面还有一处极微小的残留，是“Pe”和“RA”。不同于前面“青岛”“胶济铁路”的中外文对照，这两处只有几个外文字母，此处纸张比“青岛”残留纸张年代更久。
我们猜测，“Pe”可能是“Peking”（北平的英文拼写）的缩写，表明衣箱与北平有关。好友左尚提示，“RA”可能是法国（République Française）或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的略写，表明购买地或转运地。法兰克福是德国的重要城市，是欧洲的交通枢纽。朱自清在欧洲游学期间曾访问法国，也到过法兰克福。
从1925年8月开始，朱自清在清华执教已满六年。按照学校章程规定，教授每工作五年，可以享受休假一年、专事研究的待遇，地点可在国内，也可在国外。如果出国，学校除支付半薪外，还补贴往返川资各520美元以及每月研究费100美元。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从北平启程赴欧洲。9月8日下午，朱自清抵达伦敦。他有一个总体的设想，即全面考察英国文化和欧洲文化，重点了解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门类。朱自清留学期间曾漫游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柏林、巴黎、瑞士等地。
柳亚子之子柳无忌在《古稀话旧——柳无忌散文选》里提到，“朱自清一天到晚忙得很，参观博物馆，瞻仰文人宅，游公园，跑市场，逛书店，没有时间与兴趣到女子学院去听德国文学史”。“那时候，他身体好，游行高，不料后来竟为生活的负担，损毁了他的健康。”
因为有学校补助，欧洲游学时期也许是朱自清一生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1932年2月1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买了一架留声机和《哥伦比亚音乐史》一书。今天是我最近几个月来花钱最多的一天。”3月9日，“下决心买以前选订的唱片。我在音乐方面花掉的钱要超过九磅了，天哪！”3月14日，“因买书和唱片花费过多而不安。”“我该怎么办呢？为买留声机和两打唱片已花去了十英镑！不务正业使我一步步走进了死胡同。”1931年10月7日，朱自清写道：“我在此做了一套衣服，一条法兰绒裤，是机器做，并非手工，共花了六磅，合中国百三十元（按从前汇价）。”由此推测，买留声机和唱片所花费的十英镑大约折合二百余元。在西南联大，朱自清在日记里屡屡提起和同事或孩子一起听留声机，后来他还是把留声机卖了作为赴成都探亲的路费。
根据日记，在欧洲时，朱自清有两次往国内托运行李。1932年5月14日，朱自清离开伦敦去巴黎。6月9日清晨，抵达德国柏林。6月13日，“把钱汇给伦敦办事处订购去上海的船票”。6月14日，“去运输公司托运两个衣箱”。这两个箱子里或许有一个就是朱自清衣箱。1932年6月23日，朱自清在“早八时三十分上船”，“须晚十时才能到马恩司。由马恩司乘车至法兰克福。明日逛一天，后天到瑞士去。”“信写成了，想起你的新通信处，放在大箱子里，一时不便往取，只得将记得的写上。”这里提到的大箱子，也有可能是朱自清衣箱。由于朱自清在8月4日日记里提到，“事先运行李三件至北京”。综合观之，1932年6月14日，朱自清在柏林去运输公司托运两个衣箱；6月24日，朱自清在法兰克福逛了一天，这天可能又寄了一个大箱子。在本段开篇，我们曾推测“RA”可能是法国或法兰克福的略写。由于这两次托运行李均发生在德国境内，所以朱自清衣箱有可能是6月24日这天由法兰克福寄往北平（“Pe”）。
1932年7月8日，朱自清在意大利南部布林迪西（Brindisi）港埠乘船，途经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7月31日在上海靠岸。陈竹隐在码头接他，两人随即在上海举办结婚典礼。
那么，朱自清衣箱为何不寄往上海而寄到北平呢？这是因为朱自清原计划是到北平同陈竹隐会合。1932年4月20日夜一时，朱自清致信陈竹隐：“我们打算七月七日由威尼斯（意大利）动身，七月三十一日到上海。大约在上海及扬州勾留十日，八月中可到北平见你，这算是很早了。”1932年5月30日，朱自清在信里说：“现在我决定由苏伊士回国，想七月中由意大利动身，八月中到上海，在扬州上海住一星期光景；大约二十五日前可到北平，我们就可见面了。”（《朱自清全集》第11卷）
但是，也还有一种可能，即朱自清衣箱是在国内购买的。1930年秋，朱自清与陈竹隐相识。1931年5月16日，两人订婚。因为订婚不久就要出国，出国前置办行李是很自然的事情。1931年9月2日，朱自清在火车致陈竹隐信：“到满洲里后须检查行李，不免有些麻烦；有些新买的东西也许还要上税。”1931年9月21日，朱自清在信里说：“在莫斯科北站，搬行李四件一上一下，要六卢布，也是我们所受的竹杠之一；后来知道，只须一点六卢布便行了。”这四件行李当然可能包含李健吾的行李，但是朱自清衣箱也有可能在其中。
朱自清衣箱是欧洲形制和工艺，同事张梦告知箱子锁扣上有U.S.A字母，表明可能是美国制造。综合比较，朱自清在欧洲生活比较富足时购买衣箱，以便携带新购买的书籍、衣物和一些旅行用品，方便他在欧洲的移动和生活，在欧洲购买这只衣箱的可能性更大。而在欧洲游学回国前这个时间段购买衣箱并装物寄回国内，这样可以更好地满足他的旅行需求。
当然，“RA”不止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几种含义，由于残缺，它还有若干种可能性。比如，RA海运等海上运输的服务方式；Transfer是指转乘换乘转运等；还可能是Peking TRAVEL（北平旅行社），等等。
不管怎样，朱自清衣箱在欧洲的流动，不仅见证了朱自清的欧洲游学经历，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欧洲的文化交流，符合国家一级文物“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特别重要代表性文物”的界定。
2002年4月5日，正是清明节，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原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乔森去世。4月11日，朱乔森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兰花厅举行。我其时作为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送别仪式。当时，我也曾随刘景录老师学习旧体诗词，多有往来。这次，为了查询朱自清衣箱资料，我又读到刘景录《斯人已逝 典型长存——怀念乔森》。
中央党校文史部原主任刘景录是朱乔森的同事，他俩又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回忆见到这只皮箱时的情形：“同行的人过去后，我依然站在展览柜前，盯着这只皮箱出神，想象乔森献出这件物品时的情景，想起他那圆圆的红润的脸庞，想起他那谦和可亲的微笑，想起他不紧不慢的说话的语调，想象他一定会为这只皮箱的归宿感到无比欣慰”。（《学习时报》党校教育专刊2003年4月7日）
朱自清衣箱上的字样，如“清华园”“国立西南联大”（“国立四川大学”）、“青岛”以及“Pe”“RA”等，记录了朱自清的生活轨迹，也见证了朱自清人生的重要阶段。朱自清衣箱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承载了他的记忆和情感。可以说，朱自清衣箱不仅是一件个人物品，更是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重要见证。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以高尚的人格、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深厚的爱国情怀著称。朱自清衣箱记录了他的生活轨迹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为研究朱自清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遗物，朱自清衣箱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学术研究、文物保护、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数字化共享和社会公益等多种方式，保存和展示这样的实物遗产，可以更好地唤起人们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态和历史经历的记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中的担当；可以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历史，弘扬文化，启迪未来，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本文凡引文未注明出处，均引自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1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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